入狱养老是一种极端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在日本，高龄犯罪者中女性比例正在显著上升。
她们的罪行通常为小偷小摸：食物、药物、种子甚至煎锅，她们或因无力负担生活必需开支，或无人赡养，或陷入照护家人的重担中，于是选择“入狱求养”。
日本政府官方发布的《犯罪白皮书》显示，2019年65岁以上犯罪者为42463人，占总数的22%。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5名罪犯中，就有1位是银发老人。根据日本总务省监狱统计年报，2022年，高龄犯罪女性人数约为2003年的5.4倍。
这些贫困的老年日本女性被置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她们以自由为代价，换取稳定的三餐、住处和无上限的医疗保障。
81岁的秋代（Akiyo）站在一家便利店货架前，钱包里只剩下不到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0元），但距离下一次的养老金发放还有两周。她犹豫了几秒，迅速将一包食物塞进自己的口袋。
此前，秋代已经不知道怎么来继续维持生活。无另外的收入来源的她，与43岁的儿子同住，但儿子反而经常对秋代说：“我并不关心你的死活，我只希望你赶紧走开。”因此，秋代已不再关心偷盗后会发生啥，她只想解决下一顿温饱。
盗窃后，秋代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日本最大女子监狱栃木刑务所。监狱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6点，当监狱的走廊灯准时亮起，秋代就得起身，等待狱警点名。吃过早餐，她要和其他狱友一起，进入监狱的工厂工作。年过耄耋的她，双手布满深褐色的老年斑，灰白的短发紧贴着头皮，露出布满皱纹的后颈。由于关节僵硬，她需要借助助步器到达工厂。即使行动不便，秋代仍需每天工作6-8个小时，并没报酬。
这样严苛的监狱生活，却被秋代视为“福利罪”，“这里（监狱）的人都很好” “也许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反而是最安稳的。”在这里，秋代享受了社会上享受不到的正常的膳食和免费医疗和老人护理，还有一些同龄人作伴。
无独有偶，85岁的美月( Mitsuki）也将监狱视为她的“休假”胜地。2020年，美月因为偷了一包鳕鱼子、几袋种子和一口煎锅，被判处两年半监禁。
美月身材瘦小，她的前半生是标准的日本劳动者轨迹：在一家橡胶厂流水线上干了二十年后，她转行去当地一家医院当护工。她和丈夫靠着微薄的薪水，咬牙把儿子送进了大学。转折发生在六年前——丈夫突发中风，卧床不起。每天下班回来，美月还需要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随着病情的加重，丈夫慢慢的出现被害妄想症，经常在深夜崩溃大叫，和妻子说有人要害他。
由于年事已高，美月在照顾丈夫方面更加苦不堪言：“在身体和情感上，照顾他都很辛苦。但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论我的压力，这非常羞耻。”在传统的日本家庭里，承认照护丈夫的压力被视为妻子的失败。
10年前，偶然的一天，美月在超市偷了一盒高级的果子，“当时钱包里其实有钱，但结账时，突然就不想回家了。”被捕后，她第一次感受到解脱——警察局的询问室比家里安静，至少没人需要她照顾。
监狱里的生活实际上并不轻松。每天早晨，在开完例会后，美月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洗漱、吃饭、清理内务等活动。囚犯之间不能说话，有任何需求都要举手和狱警示意。一切都要做得一丝不苟，稍有差错就非常有可能收到警告或被关进小黑屋，跪坐一天。
但对于美月来说，她至少能获得片刻休息。在这里，她不用在凌晨三点被丈夫的喊叫惊醒，“在监狱里我的生活轻松多了。我可以做我自己，能自由呼吸。”美月的儿子觉得母亲病了，应该去精神病院住院，好好休息。但美月并不认为，“我觉得是焦虑让我去偷东西。”在监狱，她有食物、衣服和住所，还比外面社会更安全。
在日本，像秋代、美月这样的老年囚犯慢慢的变多。日本警察厅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日本老年人因犯罪被捕的人数翻了一番——从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平均每10万居民 80人增加到 2005年至2015年期间每10万居民162 人。
在栃木刑务所，约有20%受刑人员为高龄者，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5个囚犯中就有一位是高龄囚犯。不只是栃木监狱，2022年，日本各地65岁以上的囚犯，人数将近2003年的5.4倍。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监狱比外面的世界更安稳。一位79岁的无业老人曾直言不讳：“只要从便利店偷一个200日元（约11.5块钱）的三明治，就能换来两年的免费食宿，比靠养老金生活靠谱多了。”
他们并非暴力犯罪，他们最容易犯的罪行就是偷窃：偷一个三明治、顺走一瓶饮料，或者故意在超市里不付钱。在偷盗之后，他们往往会带着赃物去警察局自首。
从日本京王线分钟，便能抵达的东京女子监狱“府中监狱”，监狱周边有1.8公里的警戒线名老人在65周岁以上。与平常监狱不同的是，这里监狱的仓库堆满了成人纸尿布，白发比白色镣铐更多。
在府中监狱，这些老年女性在早上6:45 起床，点名吃完早餐后，头发花白的高龄女性囚犯们，穿着粉红色的囚服，步行前往工厂。一些囚犯由于腿部和臀部无力，行动困难，她们的工作相对轻便，包括捆扎购物袋提手用的绳子、检查衣夹的零件数量等。
根据日本法务省数据，在2022年，全日本有80%以上的老年女囚犯因为盗窃而入狱。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统计，日本65岁以上民众有20%生活在贫困中。
他们年轻时是非正式雇员，薪资微薄，未曾拥有稳定的职业，到老年时，生活重负并未减轻，于是许多人铤而走险，选择进“牢房”寻求照护。而其中入狱的绝大部分老年女性的犯罪类型是小偷小摸,其比率高达91.8%。
位于日本关东地区东北部，曾经关押着重刑犯的栃木刑务所，如今却更像一座养老院，这里收容了大约500名女性囚犯。
监狱的安检功能相对被减弱。只需要经过一道安检门，就能进入院内。与之相对应的，栃木监狱安装了养老院常见的辅助行走栏杆，在高龄服刑人员区域，还增加了轮椅坡道；饮食也考虑到高龄老人的需要，监狱营养师介绍，一些老年服刑人员咀嚼能力比较差，午餐时间从上午11点20分开始，比其他服刑人员要早一个小时。根据菜单，食材可能会被切碎，有时会制成糊状。此外，由于慢性病等因素，他们还需要注意热量、盐分等，所以有时一顿饭要准备近20种不同的食物。
东京研究机构Custom Products Research Group的人口统计学家迈克尔·纽曼(Michael Newman)在2016年一项报告中指出，由于老年女性罪犯的数量增长迅速，监狱不得不招募更多女性狱警。
在栃木监狱，女性资深狱警惠美（Megumi）的工作日常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监管职责。目前，她的工作更接近于养老院护工，主要负责处理老年囚犯的失禁问题，为他们换尿布、帮他们洗澡、吃饭等。
一些囚犯会偷偷把自己弄脏的内衣藏起来，不让狱警看见。“我能看出她们的羞耻”。惠美说道，由于她们逐渐丧失的劳动力，狱警需要把内衣亲手洗净、晾干、再叠得整整齐齐地送回去。
传统监管工作正逐渐向看护型职责转变，不少狱警选择离开职位，寻求新的机会。日本司法部最新统计显示，随着在押人员老龄化加剧和心理健康问题增多，女性狱警的离职率超过35%，不少狱警在入职三年内选择转行。但另一方面，关押老年人的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与老年人护理相关的费用导致监狱的年度医疗费用在2015 年超过 60 亿日元（超过 5000 万美元），比十年前增长了 80%。
狱警山田（化名）第一次注意到监狱里白发慢慢的变多，是在经历职业中断后重返监狱系统时，这位从业二十年的老狱警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只不过有些人变得更老了。”
山田翻阅着新入狱者的档案，大多数案件微不足道：一个饭团，几件价值1000日元（约50块钱）的食品。“他们并非吃不上饭，”山田说，“档案显示很多人完全负担得起这些商品”。
与这些老年囚犯的对话总是陷入同样的循环。他们清楚盗窃是错的，但会辩解：“我老了，积蓄不多，总要为晚年打算。”对这些被家人抛弃的老人而言，监狱反而成了避风港。这里有三餐温饱，有遮风挡雨的住处，更不可思议的是能说上话的“朋友”，于是便利店里的一个饭团，又成了回到安全网的通行证。
日本政府预估，依据目前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到2040年，日本的老龄人口将达到1100万，需要272万名照护人员，所以政府已提出引进外国移工等政策，期望填补空缺人员。
为了解决日本老年囚犯的“二次犯罪”困局，自2018年起，各矫正区的核心监狱（札幌监狱、宫城监狱、府中监狱、名古屋监狱等）均对入狱时年龄60岁以上的囚犯进行痴呆症筛查测试，并对在押老年群体进行心理咨询和认知障碍干预。
除了测试，犯人在狱中有各种活动，这中间还包括唱卡拉OK。府中监狱的负责人之一矢泽正次（Masatsugu Yazawa）曾带着犯人去唱《我出生的理由》——一首关于生命意义与救赎的流行歌曲。
我们想用歌声告诉他们，真正的幸福在铁窗外面。矢泽正次在受访时和记者说，“但可悲的是，很多人真心觉得这里更好。所以他们会回来——一次又一次。”
在栃木监狱的惠美也有相同的感受，“即使他们被释放并回到正常状态生活，也没有人照顾他们，”她说。“还有很多人因为被家人抛弃，而屡次犯罪，失去归宿。”
秋代就是这里面一个。2024年10月，秋代被刑满释放。在获释前一个月，她表示十分害怕面对再次把自己抛弃的儿子，“孤独的日子太难熬了，要是我的意志再坚强一些，可能会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我太老了，什么都改变不了。”
此前，日本司法部启动了针对女性囚犯的项目，为独立生活、物质成瘾康复和怎么样处理家庭关系提供指导。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丁英顺在2018年发布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由于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孤身独居的女性老年人偏多。2015年,日本65岁及以上独居男性数达189万人, 独居女性数则达412万人，别占比12.9%和21.3%。
这些银发犯罪者的人生轨迹在某一些程度上有着惊为天人的相似之处：年轻时，她们大多从事临时工、兼职等非正式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当她们把青春奉献给家庭后，晚年却发现了自己成了社会的隐形人。报告中还指出，这或许说明日本老年女性的贫困状况和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迫使贫困老年女性走向犯罪入狱。
53岁那年，佐藤久美子（Kumiko Sato）第一次走进监狱，是因为偷窃一个手提包，她被判处两年刑期。“我不是职业小偷，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这么做。”第一次盗窃发生在家庭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当时她的大儿子突然辍学，整日闭门不出，家庭争吵一直在升级，最终将她推向了犯罪的边缘。
监狱生活并不平静。一位同监舍的囚犯发现了她的秘密——从寄来的家信中看到了地址。“她威胁要公开我的前科。”久美子为了封住她的嘴，不得不再次作案。
第三次入狱是因为一串葡萄。患有糖尿病的她无法抗拒甜食的诱惑，更无法承担水果店的价格，因此选择用自由换食物。
但久美子知道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家庭矛盾中：离婚的儿子带着孙子搬回家中，终日游手好闲却责怪起她：“我们家不养懒人！”与儿子的争吵又一次将她推向犯罪。
入狱后，丈夫会时常来看望久美子，但女儿却始终拒绝露面。“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久美子说，“这里有很多人因为与孩子相处不融洽而犯罪。他们感到孤独。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而我们成了多余的负担。”
在这个人均寿命超过80岁的国家，老人的刑期或许会比他们的亲情维系得更久。日本一项报告数据显示，仅有36%的日本老人与子女同住，60%的老人独自生活，剩下4%则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在地方城镇，经济萧条迫使年轻人大量外流，留下年迈的父母自生自灭。
即便是有地方可去的女性也表示，感觉自己是被忽视的。“她们可能有房子。她们可能有家庭。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有一个家的感觉，”日本外岩国女子监狱的监狱长三村有己（Yumi Muranaka） 说，“她们感觉自己不被理解，只是被当作做家务的人。”
老年妇女在经济上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日本福利部在2021年指出，65岁或以上的独居老人中，近一半的人相对于整体人口也生活在贫困之中，而男性的比例仅为29%。
真央（Makoto）丈夫于去年去世，没有退休金，没有子女的她，经常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去超市买蔬菜，看到一包牛肉。我想要它，但我觉得这会是个经济负担。所以我就偷了。”
“传统家庭赡养模式正在崩塌。”纽曼说，“但他们不想拖累子女。当发现养老金无法糊口时，监狱成了最后的避风港。”
纽曼将此现状称为“旋转门困境”：“就像被推出去，又被迫回来。”而比这更绝望的，是日本老人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当活着成为负担，死亡就成了最后的体面。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2020年自杀白皮书》显示，2009年至2019年的10年间，日本中老年人自杀人数达到20.8万人，中老年人自杀原因中最多的是“健康问题”，其次是“经济、生活问题”。
2015年6月，71岁的林崎春生走进新干线车厢，她手里提着一个装满汽油的塑料桶，从钱包里掏出所有现金，塞给邻座一位素不相识的六十多岁女性。随后，在车厢里点火。
“我们正在见证社会福利的失败转化为犯罪率的上升。”早稻田大学社会福祉学教授佐藤真理子指出，当老人们不得不在犯罪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真正该被审判的或许不是他们，而是这个逐渐失能的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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